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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气度

文章作者:优德88 上传时间:202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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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1927年的大革命,阻隔了朱自清本打算继续前行的启蒙航程,打破了原本平静安宁的白马湖生活。上海的五卅和北京的三一八两场大屠杀,以及亲眼睹见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他的手背上、马褂上的血河场面不得不使朱自清骇然、震惊。后来大革命的失败,使他完全陷入彷徨,在惆怅惶恐中,他开始退居学者与教授的象牙塔里。三十年代,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生, 特别是在左联成立以后, 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 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大众在当时已经明确是指工农大众。但是由于当时政治和历史条件的限制, 文艺大众化主要停留于理论上的讨论, 文艺大众化主要仍然局限于语言和表现形式的通俗化。五四之后,文学大众化渐渐远离对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的关注而与阶级革命的问题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朱自清的态度比较复杂。上海时遇到的电车工人罢工事件、广州等地暴力事件让作者对革命恐怖与残忍感到畏惧;此时期的革命文学家以唯我独尊的姿态和言论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几乎予以全盘否定和严厉的攻击,也给朱自清沉重的打击,加上这时期,教育理想的破灭和生活极度困窘等因素,使朱自清对于20年代后半期文坛上热热闹闹地讨论人众文学的时候,采取一种旁观的态度,退守到他的最后底线坚持自己的禀性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在1929年3月份他写了一篇《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申明本人既未加入论争也不对论争双办的是非曲直加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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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  记者:出版这样一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夏崇德:按照年龄来说,我的人生已经步入“夕阳”的时候,我将这些在学校生涯中所留下的学术文字,整理订正,选编成集,也是为了便于归档留存。  记者:事实上,书中的大部分论文,都是集中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对于您研究现当代文学,有什么理念上的变化?  夏崇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调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因而往往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所谓“以论带史”,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纠正了这样的偏颇,回归到学术的本身,于是就有了“以史带论、亦史亦论、史论结合”的提法。  在这些文章中,我基本上所遵循运用的是“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原则,比较注意并着重于文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欣赏和阐析。当然今天重读这些文章,总感觉一般。  记者:选入书中的论文,其中有6篇是专门研究鲁迅的,这是不是跟个人喜好有关?  夏崇德: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富有独创性的作家,他那种开拓进取的文学精神和灵活多样的艺术形式,显示了惊人的艺术创造力。然而,他的目光所到、心手所及却极为广阔和深邃。众所周知,鲁迅在开始创作《狂人日记》等一批现代小说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鲁迅在全部创作中也无不浸润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这是构成他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这两方面因素的创造性整合,造就了鲁迅现代小说的崭新品格,成为新文学的主要创作方向,显示了中国文学已经告别了历史的过去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记者:书中其中一篇论文,专门提到了朱自清与台州,在您看来,朱自清对台州有着什么样的情感?  夏崇德:朱自清曾经说过,对于台州,永远不能忘记。他在一些直接描写台州生活的诗文中,总是以饱蘸深情的笔触,描绘台州的山水、风物和人情。读过他的散文《一封信》和《冬天》,我们就会知道,他对台州人,是永远铭刻心头的。  按照年龄来说,我的人生已经步入“夕阳”的时候,我将这些在学术生涯中所留下的学术文字,整理订正,选编成集,也是为了便于归档留存。

先说文学情怀。在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提倡与创建新文学实在不易。不仅要面对现世的反对,还要面对发达的古典文学。所以,新文学作家即便研究传统文学,也都有一种如何建设新文学的关怀在背后。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学术更是一种新文学建设方案。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如此,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也可作如是观。书中第一篇文章,从雅俗流变的历史讲起,最后却落到新文学的大众化问题。新文学本是为改变国民性,要启蒙,却发现,新文学自身又变成了一种远离大众的新的雅文学,于是乃由大众化文艺的提出。如何大众化呢?朱自清以这本小册子做出了自己的思考。书中每一篇论文都在梳理文艺概念,都在追本溯源做历史考察,但每一篇,都可看做他对当下大众化文学提出的建设方案。虽然他内心有些矛盾,认为大众化的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也不显著。

我想说说鲁迅的气度。
萌生这个念头,是因为读到不少“气度”文章,有说梁实秋气度的,有说胡适之气度的,有说叶公超气度的,大致都与鲁迅有关。例如,1934年,梁实秋在《现代文学论》中论及“散文的艺术”时,将鲁迅列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比较能写优美的散文的”五人之一,这是体现梁实秋气度的;例如,胡适曾在鲁迅去世之后秉公执言:“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这是体现胡适之气度的;又如,叶公超曾写长文对鲁迅的文学成就予以肯定,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连胡适也忍不住对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这是体现叶公超气度的。
他们都很有气度,那么,鲁迅呢,他的气度?
我想起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的一段话:“《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我以为这段话能够体现鲁迅的气度,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价值。
凌叔华的小说大致都发表于《现代评论》。那个时候,陈西滢与凌叔华正在热恋之中。有文章批评凌叔华有抄袭行为。陈西滢怀疑是鲁迅之所为,弄出一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学术公案。陈氏说:“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此处说的“可怜的学生”就是凌叔华。
鲁迅为他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序,已在1935年3月。其时,凌叔华早已是陈西滢的太太,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也有了中译本,因陈西滢以及凌叔华的原因而背了近十年黑锅的“抄袭案”已经水落石出。然而,鲁迅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不忘收入凌叔华的作品,并在序言中肯定凌叔华小说的“好”处,也给发表凌叔华小说的《现代评论》予以客观评述, 绝无他与“现代评论”派论战时那种尖锐与凌厉。
我于是想起《论语·宪问》中的一段话。有人问孔夫子:“用恩德来报答怨恨怎么样?”孔夫子说:“那么,又用什么来报答恩德呢?只能用正直来报答怨恨,用恩德来报答恩德。”我想,从所谓“抄袭案”看鲁迅的气度,似乎用得上这段话。
鲁迅没有“以德报怨”。他曾说过:“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了我的私仇。”他并没有忘了这被诬陷的“私仇”,被人打了左面颊而反将右面颊也凑上去不是鲁迅的作派。但这“私仇”的“报”法,只是洗刷了自己的冤屈。
鲁迅没有以怨报怨,就像陈西滢在这一事件中所做的那样,因为怀疑鲁迅写文章说他的恋人“抄袭”而捕风捉影地诬陷鲁迅抄袭,也没有借着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权力,轻而易居地公报私仇——这其实很简单,他只要对《现代评论》发表的小说,尤其是凌叔华的小说视而不见就足够了。
然而,鲁迅没有这样做,他是凭自己的良知来选编小说并予以公正评述的,就像孔夫子所说的那样“以直报怨”。
这就是鲁迅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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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多样性,会带来文学品格的极大差异。有同学会说,作家创作靠的灵感,也不是靠学术。这没错,但作家有没有学者的修养,会有完全不同的文学世界。昨天,我和我的几个研究生讨论民族大学冷霜老师的论文《废名新诗观念的形成与1930年代中期北平诗坛学院氛围》。废名是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他的作品是常画梦的。但同是画梦,有学术修养的画梦会更自觉,会更有耐人咀嚼的文化味道,而非单纯灵感的盲目。有时我会想,不是每个作家都要做学者,但最好是有学术修养,也就是说有点文化。当代作家缺什么东西,不缺才华,但缺文化。

  今年,夏崇德的《学路履痕——现当代文学论文选》正式出版。  正像书名总结的那样,这本书是77岁的夏崇德对自己教育和学术生涯的一次“回顾”。  1962年,夏崇德毕业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中文系,此后,他在台州学院前身原台州师范学校、台州师专任教现当代文学课程。  虽然,他一再强调,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已经是“昨日黄花”,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年写作的东西是用心的,文章内容是扎实的,或许可让读者从中获取一些可资参考的东西”。  夏崇德在《学路履痕》中所选的文章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众所周知,这段时间,正是学术界学理观念不断更新的时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强调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时期之后,学术本身的客观性开始凸显。  在对鲁迅、朱自清、孙犁、艾青等艺术成就和特色的研究上,夏崇德开始在意并着重于文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欣赏和阐析。  虽然是20多年前的研究论文,但夏崇德“并未觉得过时,现在读来,对文中的观点也是认同的”。

三、40时代于人民的立场上实践雅俗共赏的文学观

(载于2月28日《台州日报》)

论朱自清雅俗共赏文学观

大家注意一下《论雅俗共赏》的目录,可以发现,朱自清的论文都是从一些概念入手:雅俗共赏、百读不厌、逼真与如画、常识、朗诵诗等等,还有我前面提及的他的名著《诗言志辨》。现在学术界有一种研究方法,叫关键词研究。每个时代都有关键词,或者流行词,把一个时代曾经流行词汇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搞清一个文学史上的词语,只知道作家作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引进历史学、社会学诸多领域的东西。大家看这本书的第一篇《论雅俗共赏》,朱自清就是从唐朝安史之乱的社会变迁讲起。把雅俗之变的题目放到社会变迁中去,是因为,社会变迁引起了社会阶层的变化门第衰落,雅人与俗人开始互相流通,结果是文艺标准发生变化。俗人上升到雅人阶层,俗人的俗也侵入了雅人的雅。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一书,是其后期,也就是1948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文艺的论文集,共收14篇文章。在这一部论文集中,朱自清从偏重俗人或常人即近于人民的现代立场这一高度提出了雅俗共赏的文学观。那么,何谓现代的立场、什么又是雅俗共赏呢?

让大家来读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有多重目的。第一,要大家亲近学术,了解学术。民国学术多美文,而非让人望而生畏的大理论和满纸飞概念。学术与论文也可以是这样轻松易读的文字;第二,了解一点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不看论文怎么会写论文呢?要看论文,而且要看经典的论文;第三,了解一点民国的学术与学人;第四,拓宽一点文学史视野,作为学者的作家也是文学史的一部分。金花是我的研究生,她的论文选题就是作为学者的朱自清。我做开场白,然后让金花讲她对这本书的理解。

1937年抗战爆发后,朱自清挈妇将雏随校南迁,辗转于大西南。期间了十分困苦的生活经历,严酷而严峻的社会现实,满目苍夷的惨淡社会状况,迫使他结束了宁静的书斋生活。在此时期,在与民众深入接触,在自身各种心酸体验的过程中,他的思想认识有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认识到社会变革的迫切需,在《论不满现状》中说: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二是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在《论不满现状》:现在这时代可改变了.不论叫群众,公众,民众,大众,这个众的确已经表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从前固然也潜在着,但是非常微弱,现在却强大起来,渐渐足以和统治阶级对抗了,而且还要一天比一天强大。三是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及承担的责任,认为知识分子需要放下身份,由五四时期开启民智的启蒙者变为得作为平民而生,向民众学习改造以便向人民靠拢的知识分子。在《论书生的酸气》一文中,他说:更重要的是他们看清楚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四是对文学的功利性有了新的认识,在《什么是文学的生路》一文,朱自清指出:文艺有社会的使命,得是载道的东西。,这个道是社会的使命。要表现它,传达它,得有一番生活的经验,这就难。,他说:新文学到现在快三十年了,看看大部分作品其实还是在载道,只是载的是新的道罢了。三十年间虽有许多变迁,文学大部分时间是工具,努力达成它的使命和责任,和社会的别的方面是联系着的。

五四退潮后,基于对革命现实的认识以及自身性格和坎坷经历和教学理想的破灭等原因,对于革命文学和左联时期所引发了关于文学大众化的热烈讨论,朱自清一直以相对平和姿态处之。这时期,他退入书斋,潜心学术,尽可能远离政治和革命。从此时的文化选择和政治立场看,他认同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的主张,开始追求一种超然平和的文化心态。

这次读书会一开始,我曾说起学者身份对文学品格的影响。其实反过来,作家的身份也影响着学术。新文学作家做学术,很难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家,他们总是有太多文学情怀和人间情怀。

地点:现当代文学学科会议室

一、朱自清强调,雅俗共赏是一个自然的动态过程。

我们的文学史讲朱自清,会讲散文家或者诗人的朱自清,但有新文学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作家多学者,尤其是五四一代作家。五四时期,留学生多进高校做大学老师,国内大学生多去中学做老师。中学老师呢?做出点名堂来,靠文字在社会上得了名望,还可以回到大学教书。朱自清先生走的就是这条路。1920年从北大毕业,朱自清先到杭州浙江一师教书,我们在文学史课堂上说过的湖畔诗人汪静之等人,就是朱自清先生一师的几个学生。1921年,朱自清到扬州江苏省立八中。我带大家读《诗经》的时候,曾带来一本余冠英的《诗经选注》,余先生就是朱自清在这里的学生。1923年朱自清来到一个在座诸位蛮熟悉的地方温州,浙江省立十中任教。朱先生在温州写了不少散文名篇,总题为《温州的踪迹》。我上小学的时候,课本里还收了一篇《梅雨潭的绿》。1924年朱自清先生又到了白马湖的春晖中学。我们这里有从温州来的同学,也有春晖中学毕业的同学,了解点朱自清先生在浙江的踪迹,应该很亲切吧。其实,讲这些,也是想和你们说,文学史是个很大的海,不仅是教材和课堂,也不仅是作家和作品。像朱自清在中学的活动,也是文学史的一部分。在中学里,这些爱好的文学的老师如何交游,怎样教学,如何办刊,如何带动同学走进文学,都应该走进我们的视野。当然,毕业论文选题,也可以考虑这些,做起来亲切而不空洞。朱维之先生就回忆说,朱自清一到温州,各年级学生都要求他教课,组织文学社团,请他做顾问。学校文学空气很浓,整个城市的文学也发达起来,当地的报刊就多了新文学作品。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经俞平伯推荐,朱自清到清华大学任教。

四、朱自清雅俗共赏的文学观还涉及到一个层次提升的问题。当然这也就包括文、人两个方面。也就是说,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雅士与俗人之间存在一个普及同时也提高的维度。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他在《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还这样表述到:社会上存在着特权阶级的时候,他们只见到高度和深度;特权阶级垮台以后,才能见到广度。从前有所谓雅俗之分,现在也还有低级趣味,就是从高度深度来比较的。可是现在渐渐强调广度,去配合着高度深度,普及同时也提高,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要使这新尺度成为文学的新标准,还有待于我们自觉的努力。可见,此时朱自清的文艺观并不是一味盲目跟随主流意识形态,他倡导知识阶层走进平民大众,建立雅俗共赏的立场,走文艺大众化路线,然而倡导普及通俗化,重点强调:普及能配合提高、广度配合深度和高度,从而让整个社会群体文学层次的提升。

当然,学术要小处入手,大处着眼,只把一个词说清楚还不够,还要以这个词理解时代的一个方面。近几年,人们每年都会统计网络流行语汇,如今年的伤不起啊坑爹啊等等,认真对它们做个研究,恐怕能揭示出当代中国人,以及中国生活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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